徐  勇

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這是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城鄉差別問題的重大舉措。要振興鄉村，首先得振興人的精神文化。這是因為鄉村振興的主體是廣大農民。農民是有思想文化觀念的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隻有通過鄉村文化振興，賦予鄉村生活以意義感、幸福感、快樂感，才能激發起人們願意在鄉村生活，並努力振興鄉村的活力和動力。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在現階段，需要通過文化供給側改革，為人們提供增量優質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以助推鄉村文化振興。

從“文化重建”到鄉村文化振興

文化有著豐富的涵義。廣義的文化包括價值、道德、習俗、知識、娛樂、物化文化（如建築等）等，狹義的文化主要包括知識、娛樂等，但貫穿價值、道德、習俗等思想元素。總體上看，文化屬於觀念形態，是對人的精神的塑造。文化具有特殊的力量，能夠提升人的認識，形成相互聯結的精神紐帶；能夠凝聚人心，在共同的文化活動中消解困頓，賦予生活以意義、價值和快樂。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傳統，並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整個社會是一個以鄉土為根基的社會，社會的精神文化體係是以鄉土為基礎形成的。無論人們走多遠，位多高，其“根”在鄉村，“魂”在家鄉。費孝通先生將傳統中國稱之為“鄉土中國”。“鄉土中國”的含義不僅僅在於農業生產，還在於整個社會以農為本。社會的農本價值係統為人們生活在農村提供了行為理據，使得人們隻有生活在鄉村才能尋找到人生的終極目的和意義。與此同時，鄉村自我創造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人們在極具鄉土氣息的文化活動中，獲得辛勤勞作後的快樂，身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愉悅，使其樂以忘憂，從而延續自己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生。從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國調查”看，傳統農村有著豐富的文化生活形態。總體上，鄉村文化為鄉村生活賦予了價值和樂趣，使得人們願意在鄉村生活和勞作，形成了安於農村生活的習俗，由此創造了豐富燦爛的農業文明。美國的漢學大家費正清對此有深刻感受，在他看來，“對一個享有較高物質生活水平的美國人來說，使他感到驚異的是中國農民在這樣困苦的生活條件下，竟能維持一種高度文明的生活。問題的答案在於他們的社會習俗，這些習俗使每個家庭的人員，按照根深蒂固的行為準則經曆人生的各個階段和變遷。這些習俗和行為準則，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變的社會現象。”

20世紀以來，中國快速進入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以城市為中心，與日益興盛的城市相比，鄉村日漸衰落。在馬克思看來，“城市已經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這個事實；而在鄉村則是完全相反的情況:隔絕和分散。”列寧認為，在工業化時代，“城市是經濟、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進的主要動力。”在工業化、城市化時代，城鄉地位的翻轉，造成鄉村衰落，其標誌不僅僅是物質形態，更在於精神文化形態。重要特點是鄉村“喪魂落魄”，農本價值的解體。鄉村不再具有傳統社會那樣的價值優越感，反而被視之為“落後”，屬於“問題”的範疇。

20世紀上半葉，梁漱溟先生麵對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衰敗深感憂慮。在他看來，當時的嚴重的農村問題從根本上說是“文化失調”。都市導向破壞了傳統的風俗習慣和道德規範這一中華文明賴以存在的基礎。都市化會造成中華文明“失根”“失魂”“失血”。隻有複興“以農立國”的中華文明，進行文化重建，才能為中國解決農村農民問題尋求一條出路。為此他提出鄉村建設，基本任務就是依靠鄉村自治，創造一種以理性和倫理為基礎的新團體組織，由此推動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全麵進步。

在世界工業化、城市化的大趨勢下，梁漱溟先生的主張顯然不合時宜，他的實踐也屢屢受到挫折，他本人也為之歎息:“工作了九年的結果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但是，梁漱溟先生對於以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會造成農本價值的解體，農村農民被遺棄，農民難以在鄉村生活中獲得價值、意義和樂趣的擔憂是值得重視的。他希望通過文化重建，重建鄉村價值和樂趣的思路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大規模工業化得以啟動，他還建言獻策，不能在工業化進程中忘記了農村，忘記了農民。

20世紀後期，中國曆經艱難曲折，終於解決十多億人的溫飽問題，從而步入大規模和快速度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這一進程無疑使得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都從中受益。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城鄉差別日益突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問題的表現是多方麵的，其中一個重要方麵是既有的精神文化係統難以為人們願意在農村生產和生活提供足夠的意義感、幸福感和快樂感。麵對現代化的城市崛起，農村不再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快樂的地方，而隻是不得已的棲息之地。當下，大量年輕人“義無反顧”離開鄉村，走向城市。其重要原因是缺乏“義”。在鄉村務農除了收入不高以外，更重要的是被認為“沒本事”“沒能耐”。根據筆者及所在機構的調查，當下農村的性別結構嚴重失衡。大量青年女性奔向城市、落戶城市，農村青年男性娶妻難，隻有背井離鄉脫離土地。一部分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後的最大不適應是文化的匱乏和心靈的荒漠。他們返鄉是一種不得已為之的行動，但凡有機會有條件，便不會像其先輩那樣自願“葉落歸根”和向往“回歸鄉裏”。

老年人務農和居住農村在全世界是一個普遍現象。但農村老年人對自己的社會地位的評價低於城市。據2011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抽樣調查，農村老年人認為自己社會地位低的比例達到22.6%，城市則為7.2%。這就意味著相當部分的農村老年人仍然在農村生活是屬於不得已的選擇。與此同時，農村分散，青年人大量外出，老年人沒有昔日“兒孫繞膝”的樂趣，最害怕精神孤寂。文化本是將老年人聯結在一起的最好紐帶，但由於缺乏文化紐帶，老年農民找不到生活的價值，不能通過共同的文化活動忘記日常生活的失落，以致在宗教迷信中尋求精神寄托。

中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是解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城鄉差別的重要舉措。而城鄉差別不僅在於物質差別，更在於文化落差。要振興鄉村，首先得振興人的精神文化。因此，在鄉村振興中，文化振興比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近些年，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農村農民問題，非常關注鄉村的價值，提出要記得住“鄉愁”。2018年3月，習近平第一次提出鄉村文化振興的理念，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思考，反映了現階段中國農村精神文化領域麵臨的突出矛盾。

一是農村初始改革主要解決的是吃飯問題。隨著物質生活由溫飽到小康的轉變，文化小康提上議事日程。在絕大多數農村人口解決溫飽以後，存在的問題是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之間的不對稱，物質獲得感與文化獲得感的不均衡。在相當多數的地方，人們富了口袋窮了腦袋。總體上看，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農村人口對美好文化生產的需求在迅速增長。2013年至2016年，全國城鎮人均文化消費從945.7元增長至1268.7元，人均絕對值增量323元，年均增長率10.27%；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費從174.8元增長至251.8元，人均絕對值增量77元，年均增長率13.86%。近些年電影發行的主要增長地域是縣鄉，小城鎮青年成為重要消費群眾。

二是原有的鄉村文化體係所依托的條件發生變化。傳統鄉村社會的意義感在於有一整套文化體係及其依托。如集體化時代，集體勞動、集體娛樂，雖然物質貧窮但有文化賦予的存在意義。農村改革以後，實行分戶經營，集體公共文化供給缺乏物質基礎和組織依托。人們難以通過集體文化消解家戶經濟單位內生的衝突和矛盾。根據我們的調查，物質生活的獲得感與精神文化生活的幸福感並不是絕對對稱的。在許多西部地區，盡管物質生活相對貧困，但長期曆史傳承的共同體的文化生活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幸福感和快樂感，社會心理問題不甚突出。相反，在長江區域的典型的家戶生產地域，物質條件大為改善，集體性的文化活動欠缺，精神心理問題更為突出。

三是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要更為豐富。在物質匱乏時期，人們的文化生活相對簡單。隨著物質生活的充裕，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增多，更為豐富。當今的農村人口質量正在發生曆史性的變化。這就是義務教育普及使得農村人口有了相當程度的知識水平，全球化使得農村成為“全球村”，農村進入信息社會，農村人口的視野前所未有地開闊，其文化生活需要迅速地豐富。根據一份調查，農村文化生活需求居首位的是建公園或廣場。其重要原因是城市流行的廣場舞已迅速向鄉村蔓延。

應該看到，在相當長時間裏，城鄉差別還會存在，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努力的戰略目標和係統工程。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中，通過文化振興，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為人們願意在鄉村勞作和生活提供意義感、幸福感和快樂感，可以穩住人心、穩住人口，使得農村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從而為鄉村振興創造主體條件。近年來，春節期間大量人口由城市到農村，重要因素之一是農村更有集體喜慶的“年味”和群體性記憶的“鄉愁”。這說明，在城鄉差別長期存在的當下，鄉村文化振興具有一種特殊的力量，能夠緩解甚至化解因為物質條件差別造成的鄉村生活的意義感、幸福感、快樂感的缺失問題。

（本文作者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原文刊登於《東南學術》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