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衢州市地方誌辦公室，浙江 衢州 324002）

 

 

【摘 要】胡喬木對當代修誌工作的貢獻包括涉誌活動和修誌學說兩部分，其“涉誌活動”體現在倡導修誌、發動修誌和指導修誌；其“修誌學說”可涉及有關修誌與百科的關係、修誌速度與質量的關係、修誌與做學問的關係、誌書性質、“三新”的思想，應用理論包括人才隊伍建設、行文表述、門類設置、圖表索引、市縣誌的編修等方麵。

【關鍵詞】 胡喬木；涉誌活動；修誌學說

【中圖分類號】 K291/29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3-434X（2020）01-0010-06

在第一輪修誌中，胡喬木不僅是一位積極的倡導者和發動者，而且也是一位懂行的指導者。他不僅為推動第一輪修誌做了許多常人難以做到的工作，而且還在修誌理論上做了很多很深的探究，提出了頗多富有創造性和指導性的新見解。在第二輪修誌即將結束和第三輪修誌即將開始之際，重溫他的涉誌活動和修誌學說，對於進一步做好新時期的方誌工作，促進新世紀方誌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胡喬木（1912一1992）原名胡鼎新，筆名“喬木”，江蘇省鹽城人。他早年就讀於浙江大學，194l年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曆任國家新聞總署署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等，曾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輪大規模修誌中，胡喬木同誌不僅是一位積極的倡導者和發動者，而且是一位懂行的指導者。

一、涉誌活動

胡喬木涉誌活動可歸納為如下三方麵：

1.倡導修誌

1980年4月8—12日，中國史學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此次會議可視為胡喬木涉足誌事的起始點。他在此次會議的講話中，根據當時中國文化發展新形勢的需要，特別強調要發揚傳統，繼續編修地方誌。他在論及曆史學如何繼承問題時指出：“至於說到中國曆史學本身的繼承問題，我們所遇到的問題也很多。……地方誌的編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現在這方麵的工作處於停頓狀態。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不要讓將來的曆史學家責備我們這一代的曆史學家，說我們把中國曆史學這樣一個好傳統割斷了。” ［1 ］胡喬木這個建議不僅得到與會者的熱烈響應，而且也得到許多有識之士的積極響應。撫今追昔可知道，對於第一輪修誌初期工作發展狀況來說，胡喬木的這個提議極為重要，無疑為當時舉步維艱的修誌工作注入了強身劑。有一過來者亦有類似見解。他稱胡喬木此建議特殊意義曰：“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他在講話中不是一般地提出建議，而是用‘我們要大聲疾呼，予以提倡’，可見他當時對編修方誌的緊迫感和高度重視。” ［2 ］

2.發動修誌

胡喬木繼1980年開始倡導修誌之後，即把組織和發動全國修誌工作擺上自己的工作日程。同年8月21日，他在接到胡耀邦關於加強全國地方誌工作領導的重要批件時，立即寫信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梅益和院長馬洪曰：“此件請即閱，並認真改變目前的狀態，調集有誌於此者全力以赴。遇有困難，請按範圍分請國務院和各省市縣負責解決。” ［3 ］由此可見，胡喬木對於貫徹領導的修誌指示真可謂雷厲風行。1985年3月27日，梅益同誌給胡喬木、鄧力群同誌寫信。信中說：中國社會科學院曾擬《關於加強全國地方誌編纂工作領導的報告》，但以何名義向全國頒發有不同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希望以國務院名義下發，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局則擬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中國社會科學院認為，各省市編修新方誌工作大都是在各省市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直接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這個文件又是關於全國修誌工作的第一個文件，故以國務院名義下發，可以加強文件的權威性，有利於修誌工作的開展。各地修誌人員也都急切地期望有這樣一個文件，故此文件最好還是以國務院名義頒發。彼時除這個文件外，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的歸屬問題。因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是個學術機構，與各地無直接聯係，也無指導關係。故確定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為國務院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有利於指導小組開展工作。 ［4 ］此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梅益在寫給胡喬木信中提出的兩點要求。該信寫於1985年3月27日，至4月10日，胡喬木即給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寫信，紀雲同誌肯定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意見，認為“各省市區地方誌編纂工作關係重大，過去曆史上（包括國民黨時期）曆來直屬各級政府直接主管（猶如國史館由中央政府直接主管，過去封建時代曆朝皆然）。故望所擬文件以國務院名義發出，而全國地方誌指導小組亦仍由國務院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代管。我覺得他們的意見是有理由的，望能準如所請。”

胡喬木從收到信到給田紀雲副總理寫信前後不到半月，處理如此果斷和快速處理，無疑反映了胡喬木一貫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以及對地方誌工作的鼎力支持態度。

3.指導修誌

在上一輪修誌期間，胡喬木總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機會，竭力做好對修誌的指導工作。

例一，1981年7月15日，中國地方史誌協會正式成立。在成立大會召開之前，胡喬木曾向與會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秘書長、黨組書記梅益作了這樣指示：“新的地方誌要比舊誌增加科學性和現代性。……這是我臨時想到的一些題目，很不完整，須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參考各國地方誌提出比較係統的意見。” ［5 ］

例二，1986年12月，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此次會議期間，胡喬木不僅聽取了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負責人梁寒冰、酈家駒、高德等同誌的工作彙報，而且翻閱了清代、民國所修的幾種舊誌和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兩部新誌。 ［6 ］並在同月24日，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以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為題予以發表（後人民出版1994年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第3卷收入此文時，改名為《關於地方誌工作的幾個問題》）。他在此講話中，依次論述了五個問題。一是“關於市誌和市屬縣的縣誌問題”，二是“關於新方誌的體裁和科學性問題”，三是關於“地方誌的質量”問題，四是“關於出書的速度”問題，五是關於誌書“出版發行問題”。 ［7 ］此篇講話的指導意義和學術價值恰如有的學者所稱：“這個隻有4000 字左右篇幅的講話，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既有從國家思想文化工作領導者的角度，高屋建瓴的宏觀指導、鼓勵和要求，又有學者行家縝密嚴謹、博學深思的教誨，還有前輩長者語重心長的誘導與啟發。” ［8 ］

例三，1990年1月15日，胡喬木在聽取上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領導彙報時指出：“編纂《上海市誌》和各類專誌，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又指出：“誌書作為一部工具書，索引是不可少的”。 ［9 ］

例四，1991年10月17日，胡喬木在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指出，修誌“一定要重視質量”，“從事地方誌工作，還是要搞學問”，地方誌寫得好壞當由“學者來鑒定”，“地方誌這項工作必須專業化”等 ［10 ］，胡喬木這些指示是具有很強針對性和指導性的。但他這些指示的傳達和貫徹卻有一個小曲折。知情者諸葛計後來追憶曰：“喬木同誌的這些指示是很適時的，很有見地的，針對性也是很強的。當時辦公室的同誌均感到大受鼓舞。但正是因為他切中了當時各地修誌絕少由學者來管，沒有把修誌當作學問來做，不是由學者說了算，與當時主要由‘官員’來管，由‘官員’說了算的體製不相吻合，竟致這次談話內容都沒有向全國公開傳達，直到喬木同誌逝世之後，才在《中國地方誌》1992年第5期刊出”。

二、修誌學說

綜觀胡喬木修誌思想，大致可概括為如下兩方麵：

（一）基本理論

胡喬木在修誌基本理論研究上，擇其要者有如下五個問題：                 

1.關於修誌與百科關係

胡喬木認為，當代修誌必須開拓視野，必須注意借鑒相關學科，以豐富新編誌書內容。他說：“地方誌應當提供一種有係統的資料。這種有係統、有組織的資料應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為了研究地方誌各門類之間的相互關係，這裏麵涉及許多學科從曆史學、各種專門的史學、史料編纂學、自然地理學、曆史地理學，到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也可以作為人文地理學一部分）、社會統計學、社會學、民俗學等等。這裏麵最重要、最關鍵的也許是人文地理學。有關的專著聽說正在出版中，這對方誌學的建設會有很大的幫助。當然，其它方麵也都是不可缺少的。” ［11 ］胡喬木此說，對於當時修誌界有指津意義。

2.關於修誌速度與質量關係

胡喬木自從涉足修誌以來，他一直重視誌書編修的質量問題。1986年12月24日，他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語重心長地說：“與其出一部很不得體的縣誌，不如暫時出一部油印或鉛印的資料。作為一種稿本而不出版要更好一些。可以等到過了幾年，有了合格的編輯，編寫新地方誌的經驗更多一些，所寫的稿子更加成熟以後再出版。我說這樣的話，是出於對地方誌工作的愛護。我不希望在我們這一代編出來的縣誌和其它誌書有某一些很不適當、很不夠格的東西混雜在裏邊。我希望我們這一代出版的地方誌都是比較夠格的，這也是符合我們時代、我們國家的要求。”1991年10月17日，胡喬木在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又強調指出：“編寫新的地方誌，一定要重視質量，不能隻強調速度。”“地方誌一定要寫好，如果搞得不好，寧可慢一些，不能趕任務。” ［12 ］

3.關於修誌與做學問關係

自古以降，許多修誌者都沒有把修誌視為一門學問，以致多數誌書都未能躋身著述之林。民國梁啟超曾評舊誌曰：昔時“方誌中什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於著作之林。” ［13 ］有鑒於此，故胡喬木係統闡述了修誌與做學問的關係。他說：“編寫地方誌必須具有嚴謹的學風，誌書中的任何一個門類都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人物傳究竟應當怎麼寫，也是一門學問，決不可輕視。”“從事地方誌工作，還是要搞學問，要把它作為學術工作來抓，本來不是行政性的事。修地方誌，應當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過去修誌是一很有學問的人去做的，它本身是一項學術性的工作。”他又指出：“地方誌寫得好壞，還是應當由學者來鑒定。” ［14 ］胡喬木這些話含有四層意思。一是說，誌書的每一門類都是“一門專門的學問”，修誌“是一個做學問的地方”。二是說，從事地方誌工作“還是要搞學問”。三是說，修誌領導必須把修誌“作為學術工作來抓”。四是說，誌書寫得好壞“應當由學者來鑒定”。胡喬木這些見解無論對於提高誌書質量還是對於提高誌書的學術品位，皆有指津意義。

4.關於誌書性質

胡喬木首先概括新編誌書具有科學性、現代性。1981年7月15日，他在中國地方史誌協會成立時就指出：“新的地方誌要比舊誌增加科學性和現代性。如各項社會、經濟、文教、政法狀況和統計，地方大事年表、各項政策、法令、製度、新企業、新事業、新技術、新風尚、各項公共工程和福利的發展變化，省、市、區的自然地理變化和人文地理變化、人名錄、各種圖片等。” ［15 ］此說被後來學界概括為“兩性”說。胡喬木“兩性”說對第一輪修誌界影響很大。上世紀80年代麵世的黃葦主編《中國方誌辭典》和《中國方誌大辭典》編輯委員會所編《中國方誌大辭典》皆設有“兩性”辭條。誌書科學性問題則是胡喬木著重論述的問題。他要求新編誌書應逐步提高科學水平。他說：“地方誌的編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誌的科學水平，但這決不能勉強要求，隻有在從事這一工作的各位同誌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武器以後，才能逐步地做到。我們要求科學化，在不能做到高度科學化的時候，我們也可以要求一種比較低水平的科學化，至少要求整部地方誌從頭到尾都力求嚴謹，要保持一種科學的、客觀的態度。”與此同時，他還嚴肅指出，新修誌書存在著不科學的“政治化”傾向和“宣傳色彩”。他說：“作為地方誌編輯工作的同誌，要力求在編輯工作中避免一種所謂‘政治化’的傾向。所謂‘政治化’就是不適當地表現一種政治的色彩，這樣就減弱了著作的嚴謹性、科學性，使地方誌染上了一種宣傳色彩。從我所看到的新編地方誌中，我感到存在著這個問題。……現在有的地方誌，還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有一種強烈的宣傳色彩。打開這本書後，首先出現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錄，首先是大批的題詞以及大批選得不適當的照片。……地方誌不是發表題詞的地方，它也不需要任何不必要的風景照片，因為不是導遊手冊。至於其它不相幹的照片更不需要了。”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又把資料性視為誌書的一個基本屬性。他在此次講話中，多次論及誌書資料性問題。例如，他說：“地方誌是嚴肅的科學的資料書”。此言是從誌書內容構成角度來立論的。又說：“地方誌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科學的資料。”此言是從誌書社會效用角度來立論的。又說：新編誌書應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彙集”。 ［16 ］此言是從誌書學術品位角度來立論的。

 

5.“三新”說

方誌編纂學的核心問題是回答誌書究竟該如何修的問題。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則從方法論高度概括出修誌大法或總術。他指出：“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或方法和體例）、新的材料，繼續編寫地方誌。” ［17 ］1987年“2月13日，胡喬木致函嚴寒，是正關於‘三新’的完整提法。先是1986年12月8日，嚴寒因為有的刊物引用喬木同誌在全國史學代表大會的講話中的‘我們要用新的觀點、新的材料、新的方法和體例編寫地方誌’卻少了‘和體例’三字，特致書喬木同誌進行詢問。喬木同誌的回函全文如下：‘嚴寒同誌：12月8日來信收到。同意用第一種表述方法，即加上‘和體例’三字。這篇講話稿本人沒有校閱過。因事遲複甚歉。’” ［18 ］胡喬木此說被學界概括為“三新”。所謂“新的觀點”主要是指馬克思主義觀點，此外還包括那些馬克思主義未能涵蓋的先進思想。所謂“新的方法”主要是指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見的唯物辯證法，此外還包括那些唯物辯證法未能涵蓋的先進方法。所謂“新的材料”主要是指反映當代麵貌的那些新材料，此外還包括那些前誌未曾記載和後人未發現的新史料。胡喬木“三新”說後則被廣大修誌者所認可和踐行。上世紀80年代麵世的黃葦主編《中國方誌辭典》和《中國方誌大辭典》編輯委員會所編《中國方誌大辭典》皆設有“三新”辭條。可見胡喬木修誌“三新”法則對我國方誌編纂界和理論界影響之大。  

（二）應用理論

胡喬木不僅對修誌基本理論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而且對修誌基本理論的具體應用問題也有頗多研究。擇其要者，有如下六端。

1.關於人才隊伍

胡喬木很重視修誌人才隊伍的建設問題。他說：“地方誌這項工作必須專業化，要培養一個真正有專業水平的隊伍。要提高這支專業隊伍的水平，不能隻講大道理，還要多講小道理。 每一個門類究竟怎樣才能寫好，需要分門別類地提出來，讓大家都明白怎樣算好，怎樣算壞。要用具體事例來說明，這樣才能讓從事方誌工作的人打開眼界。所謂把關，首先是要把好人選這一關。人選這一關把不好，沒有合適的人選，那麼這種地方的修誌工作難免徒然浪費時間。” ［19 ］胡喬木很重視修誌隊伍的業務培訓問題。他為了提高修誌隊伍業務水平，還提出了一些具體辦法。他說：“現在要想些辦法幫助編寫地方誌的人能真正得到提高，是不是可以考慮從舊方誌中，選一些好的內容，選若幹部分，選若幹段，把它印出來，讓參加修誌的人看，讓大家都知道，好的誌書應該是什麼樣，怎樣才能算得上是一部好的誌書。地方誌指導小組應當運用發通報的辦法，哪一部誌書寫得好，可以通報全國。寫得不好的，就要對它加以詳細的、具體的評論，這種評論也通報全國。你們辦培訓班、講習班，可以用這種通報為教材，讓大家都知道怎麼算好的誌書，怎麼就是寫得不好的誌書。現在不能隻是空泛地講質量問題。” ［20 ］

2.關於誌文筆法

胡喬木認為，誌文筆法有別於史文筆法。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他則從理論與實踐兩個層麵進行闡述。先說理論層麵的闡述。他說：“客觀的曆史就是客觀的曆史，不需要在地方誌裏畫蛇添足地加以評論。地方誌不是評論曆史的書，不是史論。多餘的評論不但不為地方誌增光，反而為地方誌減色。事實上明清時代的地方誌也有這種色彩，但是修得比較好的誌書，一般說來這種過分的渲染是比較少的。”這段話的中心意思就是說誌書行文不能像史書行文那樣，在記完事實後再加評論，否則就是“多餘的”“畫蛇添足”。再說實踐層麵的闡述。他說：“比方說，寫一個人物，寫完了他的事跡以後，忽然加上一句‘某某同誌水遠活在某某地方人民的心中’，下麵還有個驚歎號。這不符合地方誌的體裁。還有像這樣的措詞，‘某某地方的人民正在向著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奮勇前進!’這些語言都不是地方誌的語言。明清時的地方誌確實沒有這類東西。我們不應該畫蛇添足。” ［21 ］他通過這樣兩個層麵的闡述，就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說明了誌文筆法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3.關於行文表述

胡喬木對於行文的要求可概括為三點。一是要求做到詳略得當。他說：“地方誌應做到詳細，同時應做到簡略。所謂詳細指它所應講到的方麵都講了，所謂簡略就是指每個方麵的說明要像打電報、編辭書那樣地精煉，要惜墨如金。”二是要求做到高度凝練和簡潔。他說：“地方誌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科學的資料。在這個範圍內，應該要求地方誌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說不能做到後一點，至少要做到前一點。”三是要求不說空話和避免宣傳色彩。他說：“希望我們所有地方誌的編輯同誌，一定要在自己所編輯的地方誌中，杜絕任何空話，擺脫任何宣傳色彩，使我們編出來的書是一部樸實的、嚴謹的、科學的資料彙集，讓它能夠經受曆史的考驗。” ［22 ］

4.關於門類設置

胡喬木要求，新誌在門類設置上應該比舊誌更為合理和完善。他說：“過去的地方誌，別的問題且不說，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在各個門類之間看不出相互間的影響和邏輯關係。因此，舊的地方誌作為一種資料書是有價值的，但它的科學性很差，這不足為怪。新的地方誌應該在這方麵有很大的改善。我們不僅要門類設得比較合理，在門類的敘述上比較得當，而且要力求表現出多門類的相互關係。”胡喬木還指出，誌書每門類究竟該包括哪些內容，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值得作“更多的探索”。他說：“在地方誌每個門類下麵要提供哪些資料，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須要作更多的探索。例如，有的縣誌中有這樣一個門類，叫‘社會’，這是很好的，是舊誌所沒有的。但‘社會’這個門類中，究竟要包括一些什麼內容，值得研究。例如，它可以有以下的內容：人口的構成和分布，居民區的結構和分布。在解放以後，特別在改革開放時期，社會職業組成所發生的一些變化。縣誌裏常常可以看到‘教育’這樣的門類，但在‘教育’這個門類下，隻是列舉了有多少學校，多少學生，或它們逐年增長的數字，卻沒有說到學校的實際情況如何，教育事業麵臨的障礙是什麼，文盲所所占人口百分比和組成狀況，在實行義務教育製以後所麵臨的問題。社會上有些什麼樣的犯罪活動，在這些犯罪活動裏麵，有哪些可以作為社會問題列在‘社會’門類下麵，怎樣寫才比較適當。諸如此類都需要研究。” ［23 ］他這些既平易近人又諄諄誘導的話語都能啟發修誌者再作深究的思路。

5.關於圖表索引

胡喬木很重視新誌插圖、索引設置問題。他論誌書設置插圖目的意義曰：“誌書的圖片不是為了擺設，而是要求同誌書中的內容相配的插圖。這類插圖就像百科全書中的插圖那樣，因為有些問題用文字不容易表達，附一張插圖就容易把事情說清楚。如果沒有相應的插圖，差不多等於沒有說清楚。例如寫到某一建築，就可以有一件相應的插圖。產品方麵的插圖也可以有，它不是廣告。這類插圖是一部科學著作應該具有的。當然，誌書采用插圖，也應該有統一的規定。”他要求新誌表格設置曰：“現在隻有縱橫兩類表格，還應采用現代科學製表技術。科學的表格，可以使讀者一目了然。”他述誌書設置索引作用曰：“誌書作為一部工具書，索引是不可少的，它為讀者檢索提供了方便。”  ［24 ］

6.關於市縣誌編修關係處理

轄縣市誌如何編修問題是上世紀80年代修誌所遇到的一個新問題。眾所周知，在上世紀80年代前期，我國已經普遍施行市管縣（含地區管縣）的新體製。麵對這種新情況，各地編修轄縣市誌普遍存在著如何處理市誌與轄縣誌關係的問題。對此問題，胡喬木及時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他以商量口氣說道：“我看到修誌的規劃裏麵，提出市誌、市（包括地區及地區級的盟、自治州）屬縣的縣誌這樣一個提法。這樣提法有它方便的地方，但也會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假如說，一個市包括許多縣，市誌跟它所轄的縣的縣誌怎樣分工，好像沒有說清楚。如果是一部完整的市誌，它就不得不把所轄的各縣都列在裏麵。同時，它所屬各縣如果又另修誌，那麼這兩者之間工作怎樣銜接？體例上怎樣協調？如果處理得不好，會不會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費？會不會發生重複甚至矛盾？這個問題現存不能說出什麼具體意見，希望各地對這個問題能夠好好考慮一下，怎樣把這兩者的關係處理好。” ［25 ］胡喬木這段話包含著三層意思。一是說根據轄縣市誌內容完整性的要求，市誌內容必須涵蓋轄縣。二是說，轄縣市誌與轄縣誌記載各有不同，故必須認真研究和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三是希望大家認真研究一下這個問題。胡喬木這些意見，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當下皆有指導意義的。

 

參考文獻

 

［1］ 胡喬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胡喬木著《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倉修良《方誌學通論（增訂本）》第497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3］ 轉引自誌言《領導同誌和老一輩革命家關心修誌工作》，《中國地方誌通訊》1985年第3期.

［4］ 原文見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第23頁《附：梅益同誌給胡喬木同誌、鄧立群同誌的信》，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5］ 轉引自誌言《領導同誌和老一輩革命家關心修誌工作》，《中國地方誌通訊》1985年第3期.

［6］ 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

［7］ 詳見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

［8］ 《中國地方誌》編輯部《重溫教導倍覺親切——沉痛悼念本屆修誌的倡導者胡喬木同誌》，《中國地方誌》1992年第5期.

［9］ 詳見胡喬木《希望上海市誌提高質量，嚴格要求——聽取上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領導彙報時的談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10］ 詳見胡喬木《談新編地方誌——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的談話》，轉引自《上海修誌向導》1992年第6期.

［11］ 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

［12］ 胡喬木《談新編地方誌——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的談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13］ 梁啟超《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誌學》，《東方雜誌》第21卷第18期，1924年.

［14］ 胡喬木《談新編地方誌——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的談話》，轉引自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15］ 轉引自誌言《領導同誌和老一輩革命家關心修誌工作》，《中國地方誌通訊》1985年第3期.

［16］ 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

［17］ 胡喬木《關於史學工作的幾個問題》，胡喬木著《胡喬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轉引自諸葛計編著《中國方誌兩千年通鑒》（下）第97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9］ 胡喬木《談新編地方誌——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的談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20］ 胡喬木《談新編地方誌——聽取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工作彙報時的談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21］ ［22］ ［23］ 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

［24］ 胡喬木《希望上海市誌提高質量，嚴格要求——聽取上海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領導彙報時的談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辦公室選編《中國方誌文獻彙編（上）》，方誌出版社1999年版.

［25］ 胡喬木《在全國地方誌第一次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國地方誌》1987年第1期.